我六岁那年云南炒股配资，第一次尝到了药的苦味。
记得那是个夏日，我发着高烧躺在床上，母亲从镇上抓来三服中药，她把药倒进砂锅，添了两瓢井水，蹲在灶前用蒲扇扇着火。药香混着柴烟在屋里弥漫开来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苦涩。药熬好后，母亲端着药碗走到床边，碗里的药汁黑得发亮，表面浮着一层细密的气泡。我只轻轻抿了一小口，舌头便被苦味打翻。母亲见我喝不下去，叹了一口气，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一块纸包的小糖，撕开皱巴巴的糖纸，露出里面晶莹剔透的糖块。她把糖块递给我，让我含在嘴里，说这样喝药就不苦了。
我接过那块小糖，仿佛看到了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，按母亲的吩咐，把小糖含在嘴里，然后鼓起勇气接过药碗，闭着眼一口气喝了下去。苦涩瞬间从舌尖蹿到了喉咙，我赶忙舔了舔那块糖，甜味像春天的溪水，一下子冲散了口里的苦涩，眼泪终究没有流出来。我含着糖，听见母亲笑着说：“再苦的药，吃着糖就不会感到苦了。”
我的童年玩伴岭就住在村西，他家的土坯房比我家还破，墙皮剥落得像老树皮。每次去他家，总能闻见一股中药味混着霉味，岭的娘常年卧病在床，他爸是个瘸腿的木匠，整天弓着腰在院子里做木工活。
记得小学三年级开学那天，岭没来上学，放学后我去他家，看见他蹲在院子里劈柴。初春的寒风里，他只穿一件打满补丁的夹袄，手指冻得通红。“咋不去上学？”我问。岭低着头，用柴刀在地上划着道道：“我爸说今年先不上了，等秋收卖了粮食再说。”
这时，他的娘在屋里咳嗽起来，一声接一声，像要把肺咳出来似的。岭赶紧跑进屋，不一会儿端出一碗黑乎乎的药。我看见他从兜里掏出一块冰糖，小心地掰成两半，一半放进药碗，另一半塞进他娘的嘴里。“娘，吃着糖喝药就不苦了。”岭轻声地说。
第二天，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来到岭的家。我躲在门外，听见她说：“学费我先垫着，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。”临走时，她往岭手里塞了一块水果糖，糖纸上的金鱼图案格外鲜艳。
初中毕业后，岭考上了城里的师范。再见他时是在一个酷热的暑假，他趁假期到建筑工地上搬砖，想赚点钱为母亲抓药。蓝布衫被汗水浸透，紧贴在瘦削的背上。休息时，他从工具包里拿出一个生锈的铁皮盒子，里面整齐地排列着五颜六色的水果糖。“都是工友们给的。”岭不好意思地解释，“舍不得吃，留着想家的时候尝一块。”我看见他手掌上全是血泡，有的已经磨破结了痂。他挑了块最鲜艳的小糖给我。
师范毕业后，岭被分配到几十里外的一所山村小学任教，那里连电都不通，教室的窗户纸破得哗啦响。我去看他的那天下着雨，他正在漏雨的教室里给孩子们上课。下课后，岭从办公室里捧出一个小铁盒，给每个孩子发了一块水果糖。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舍不得吃，把糖紧紧地攥在手心里。“老师，我考一百分的时候再吃。”她仰着脸说，眼睛里闪着光。岭蹲下来帮她理了理衣领：“好，老师给你留块更甜的。”
岭二十八岁那年，遇见了在乡卫生院工作的护士小林。有次岭高烧到四十度，小林守了他一整夜。后来每次去卫生院，小林都会恰好路过，往他口袋里塞几块包装精美的牛奶糖。她的眼睛每次见到岭都会亮起来，像黑夜里的萤火虫。可岭总是躲着她，要么说要去上课，要么说要去家访。
“我这样的穷教书匠，”岭跟我说，“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怎配得上人家城里姑娘？”说着，他从兜里掏出一块已经化得变形的牛奶糖，糖纸被磨得起了毛边：“这是她给的，我一直带着。”
后来小林被家里安排嫁给了县医院的医生。婚礼那天，岭把自己关在宿舍里，对着那堆作业本发呆。我去看他时，桌上摆着三块包装精美的牛奶糖，已经有些发粘了。
如今岭还在那所山村小学教书。今年春上我去看他，发现他的办公桌上多了个玻璃罐，里面装满了五颜六色的糖果。阳光透过玻璃罐，在地板上投下彩虹般的光斑。“现在条件好了，”岭笑着说，“孩子们学得好，我就奖励他们小糖。”
临走时，他往我口袋里塞了一把水果糖。回城的路上，我剥开一块放进嘴里，甜味在舌尖慢慢化开，却怎么也压不住心头泛起的酸涩。
其实，人生就像喝药，苦是必然的。母亲给的小糖，工友们送的小糖，小林护士的牛奶糖，都不过是苦药后的一点甜头。世间的糖从来解不了人世间的苦，它只是让我们在漫长的苦涩中云南炒股配资，还能记得甜是什么滋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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